九、随刘少奇同志东进华中敌后
东出潼关
1939年9月，我正在陕西省径阳县附近西北青年救国会主办的安吴堡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振的挑衅变本加厉，我打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不久，中央回电，嘱我把工作安排后即去西安，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敌后工作。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错误路线后，撤销党的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这次，是少奇同志由延安回河南竹沟中原局，自此深入敌后。我们由西安动身时，除了刘少奇同志和徐海东同志以及少奇同志的秘书对彬同志外，还有从延安派出同去中原敌后的干部队。海东同志以八路军高级军官身份，应付沿途国民党军队的盘间，行程比较顺利。
我们东出潼关，到达洛阳，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少奇同志听了当.时担任处长兼豫西特委书记的刘子久同志的汇报，在汇报中，子久同志提出，如局势恶化时，打算把办事处警卫排拉出去打游击。少奇同志反对这个打算，认为在当时局势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打游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也难持久。豫西党的任务是巩固为主，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政策。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已经暴露了的干部和党员，分别撤回延安或者派往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或学习。无疑，少奇同志在不同形势下实事求是地采取不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天，我们从洛阳出发到舞阳县休息，第三天就到了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县西的竹沟镇。
少奇同志在竹沟停留期间，召开了中原局会议，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和中原局的主要干部朱理治、陈少敏、曹荻秋等同志，还有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华中的抗战局势和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的具体部署。当时华中我军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根据党的东进北上方针，开展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江南敌后游击根据地，并以一部挺进扬州、泰州和天长、六合地区。第四、第五支队初创了皖东敌后游击根据地。第六支队配合八路军一部开创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开展了皖东北、那雄铜地区的工作，豫南、鄂北地区我党我军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华中全境还有广大地区要我们去开辟，有的游击根据地还需要巩固和继续发展。华中我军面敌背顽，处在敌伪顽分割包围中，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当时项英同志追随王明错误路线，对国民党抱幻想，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步步退让，对中央提出的反对投降的方针和积极发展华中的方针阳奉阴违，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更加深了上述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华中党的坚强领导，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全力东进，直到海边的方针，是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最好方案。当时苏北反共顽固派孤悬敌后，不能及时取得大后方国民党反动派的接济，如我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对进，席卷苏北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做，有利于我党我军应付当时和以后华中地区艰巨复杂的斗争，这是关系全局成败的重大决策。
少奇同志在会议间隙，拿了两份文件给我看。一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党中央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指示。
他赞扬文件考虑周到，要我注意仔细学习文件中所提根据地基本区、边沿区、敌占区不同条件下发动群众的不同要求、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方法等，这使我初次了解到敌后根据地群众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另一份是少奇同志过去发表过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论文。他说，文章中提出的意见，有些在今后工作中还可以参考，并且要我根据文件精神;准备一个有关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意见，在干部座谈会上提出讨论。此外，·少奇同志把当时集中在竹沟的大批干部分配到鄂豫边和豫皖苏边等地区，加强各地的斗争力量。
挺进豫皖苏
少奇同志在竹沟工作结束后，即于10月中旬动身，向豫皖苏前进，一路上除了少奇、海东、刘彬等同志外，干部队又增添了一部分同志。出发前，竹沟留守处经过地方统战关系，作了途中安全的安排，少奇同志要我协助刘彬同志照料一下干部队，注意关心干部队员的生活，每天派几个队员打前站，安排住宿，了解敌、友、我情况。我们确定经过确山、汝南、项城、沈丘，向豫东、皖北前进。这时豫南已是深秋，一路上最显眼的，就是在国民党横征暴敛、租课交逼下，农民屋败衣破，农村满目凋敝的悲惨景象，;沿途见到从黄泛区逃出来讨饭的人很多。农民新收的玉米棒予和红辣椒串·，零落地挂在村边树上晾晒。
少奇同志很关心东进的走向路线问题，他知道我过去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到过苏北、皖北的一些地方他总是间我，由中原向东，走哪些路比较方便，我只按淮河南北一般的设想说了。
他不满意我的答复，进一步要我比较几条路线的难易利弊，还询问沿途所经地区的社会阶级关系、物产、交通、民情、风俗和过去白区工作基础等方面的情况。从这些讨论中，使我深切领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东进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也使我深切感到少奇同志的眼光已经扫、向东海边了，已经在细致地筹划东进的方案了。少奇同志要我继续研究这方面的新情况，准备回到这些地区去工作。
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问题。他询问我读过哪些书，有哪些心得。从《反杜林论》谈到《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谈到李达同志写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同志编的《哲学选辑》，他说这两本都是好书。他赞扬毛泽东同志学习很好，并十分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够格的党员，要力求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他指着干部队里几位刚从马列学院出来的同志说，他们就是毛主席要我带出来传播马列主义种子的。他特别指出，我们队伍里，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人满足于表面承认与口头宣传，不愿去实践，脱离实标，脱离群众，言行不一。另一种人学习马列主义的本质、精神和方法，把中心转移到生活变革上来，把马列主义作为处事、处人、处己的准绳。还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代表，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精神。
一路上，少奇同志的话题十分广泛，将近两周的行程中，他谈论了若干重大问题。
少奇.同志谈到毛泽东同志在我党的领导地位时，十分推祟毛主席。他说，·我们党历尽千辛万苦，在危难中找到了毛泽东同志作为自己的领袖，这是全党的幸福，是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保证，毛主席是我们党正确路线的代表。
少奇同志几次谈到人的两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他说，由社会生产中不同地位所形成的阶级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党性。人从自然来，改造自然，又改造自身。我们要有意识地在革命实践中加强锻炼和修养，努力学习，提高党性，克服从旧社会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达到无产阶级党性的标准。
少奇同志在品评党内过去一些领导人物时说，陈独秀这个人，大革命后期犯了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又犯了很大的错误，但在索的路线正确的时候，他这个人，在处理党内的人和事时，还是比铸讲道理的。他认为，对一个人的评价，还是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少奇同志曾和我谈到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律战员的评价。毛主席说:红四方面军干部、指战员本质是很好的，张国焘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只能由张国焘负责。少奇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表现很好。这一席话，使我再次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爱护和温暖。
少奇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找人谈这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他告诉我们，过去每打开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
一天晚上，少奇同志和海东同志、刘彬同志以及我们干部队员一起坐在村边草堆上，他指着天空的星斗，向我们谈着天文学方面的事情，从牛郎织女谈到银河系，以及地球和星球的距离，他说:这不是普通尺寸所能衡量的，要以亿万光年来计算，今天你看到这个星还在发光，但是.它本身可能早已消失了，你看到的，可能还是它在若干光年以前发出的光。他就此谈到学理论，不仅要学哲学、历史，学社会科学，还要学点自然科学。
我们到了豫皖边境界首镇以后，就看到黄泛区混浊的泥水，冲着颖河流下来。我们到了太和县以东地区，就开始在黄泛坏中跋涉。过了张村铺，才踏上了干燥的土地。11月初，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涡阳县北乡新兴集。
新四军第六支队，是1938年由彭雪枫同志率领300多人从竹沟出发，和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同志组成的雎杞太豫东第三支队的一部分，以及肖望东同志率领的先遣大队合编组成的。由于积极对敌作战，开展地方工作，发展了部队，开辟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
我们到新兴集后，当时豫皖苏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兼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政委彭雪枫同志，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六支队和豫皖苏的工作情况，昊芝圃同志作了补充。少奇同志听了汇报后，着重地指出，第六支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扩大，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进军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他认真地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华中、坚决东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他在六支队干部会议上，一再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当时，豫皖苏边区群众工作还停留在“般的宣传号召阶段，针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增加工资，实行合理负担，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和改造地方政权。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少奇同志对于豫皖苏根据地的方针、任务还作了具体指示，他要求首先创建永城、夏邑、肖县、宿县四县连成一片的根据地，与此同时，还要建立雎杞太和商毫鹿柘两块小根据地，以便而后连成一片。还要求巩固和扩大部队，加强军队建设，准备在一、二个月后向津浦路东发展。少奇同志嘱咐后，就和海东、刘彬同志去淮南游击根据地去了。
这时，少奇同志指定我参加豫皖苏区党委的工作，任我为中共豫皖苏区党委书记。我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和彭雪枫同志、吴芝圃同志一道拟定了当时的工作要点。我们在永城县进行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合理负担的试点，调查了当地农村土地租佃，借贷、主雇关系和农民生活情况，初步拟定了一个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要点。
以后我又到肖县了解当地政权和武装的情况，同肖县县委研究整顿的方案。
1940年3月初，中原局和少奇同志决定调我去皖东北地区工作，中原局和少奇同志本人这时还驻在淮南领导斗争。
开创皖东湘杭日民主斗争新局面
皖东北的抗战局面是由几个方面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苏鲁豫皖特委郭子化、张光中、郭影秋等同志利用统战关系组成的人民抗日义勇队，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冬到1939年期间，党的山东分局派遣干部到邢(县)睢(宁)铜(山)地区，建立了苏皖特委，把当地地方武装组成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以后又继续派杨纯同志组织皖东北特委。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即胡(炳云)田(文扬)大队，也进入了灵壁、泗县境内活动。党的鄂豫皖省委派遣江上青、赵敏、周村等同志率部分干部随国民党安徽第六区专员盛子瑾来皖东北。上海党也派朱伯庸、戴季康、刘沛林等同志到皖东北工作。1939年5月，山东分局组织了苏皖区党委，以金明同志为书记，统一领导皖东北、邢唯铜、淮海、盐阜等地区的党的工作。1939年7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即六支队)派张爱萍、刘玉柱同志东来，与八路军和地下党联系后，进一步与盛子瑾建立统战关系，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
当时我们在皖东北的主要统战对象是盛子瑾，他是安徽人，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关系密切。他是一个有个人野心的国民党军政宣员，他本人在皖东北的力量很小，因而总想利用我们为他发展势力。他在1939年下半年，公开表示愿与我们共同建立洪泽湖抗日根据地，为此，办事处和区党委确定:(一)在坚持和盛子瑾合作的同时，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进行势力，发展党，发展抗日武装，决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只要进步势力发展了，不臂将来盛子瑾坚持与我们合作或进行分裂，皖东北局势如何变化，·我们总能立于主动地位。(二)在党内进行一次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和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克服各种模糊认识的教育。经过这些工作，我党我军在皖东北逐步取得有利地位。
盛子瑾同我公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的情况，立即遭到安徽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桂系反共顽固派李品仙的压力和破坏，派顽军马馨亭东来，企图取代盛子瑾。我军各部采取“援盛打马”的方针，大柏围子一战击退马部。桂顽安徽省政府宣布撤消盛子瑾的职务，并下令通辑。盛子瑾在国民党桂系压力下，不敢抗拒，又见我党我军力量增强，发展个人势力无望，遂率嫡系部队千余人渡淮南逃，被我军缴械，对盛本人礼送出境。原盛子瑾部队中由我党掌握的三个支队(团)，编入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从此，皖东北进入我党我军独立自主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为了加强皖东北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少奇同志于1940年3月28日来信指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刘瑞龙、江华、张爱萍、金明、田文扬同志为委员，以刘瑞龙为书记。少奇同志信中规定苏皖地区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地区)成为我党和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的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挑日民主政权，统一的抗日军队及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
为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达到三万人枪以上。此外，坚持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自卫军，农工青妇救国会，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各级党部。必须实行各种进步的扰日政策，以便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给养及斗争中的各种任务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我召集军政委员会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确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为了加快展开苏皖地区抗日反顽斗争的局面，帮助和指导军政委员会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少奇同志于四月下旬北渡淮河来到皖东北。正当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敌伪和顽固分子同时对我发动了进攻。5月初，泅县敌伪奔袭我四总队驻地罗岗地区，因我事先得报转移，敌伪扑空。我苏支一大队在胡桥战斗中，给泗县出犯的敌伪狠狠打击，敌伪缩回泗县。苏北顽固派韩德勤乘机派遣顽军常备七旅王光夏部及其它部队，进犯我皖东北根据地腹地。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张爱萍同志到前线指挥八路军南进支队，苏支一大队和新四军六支四总队各团进行自卫反击，近13天的战斗。将王光夏顽军逐回泗阳、宿迁等县运河以东地区，从此皖东北根据地渐趋稳定。
在反“扫荡”和对顽军的自卫反击作战中，皖东北平原上麦已黄熟。少奇同志找我和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研究，指示我们抓紧时机，发动群众，保卫麦收，实行减租。区党委立即组织工作队，调查租佃关系，研究制定减租办法，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各救国会、自卫队等。
少奇同志要我召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地方的党政干部会议，为我们专门作了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他说:“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不仅是变敌后为前线，准备反攻的前进阵也和力量，支持与鼓舞全民族，还有推动全国统一战线政权准备民主共和国基础的意义”。少奇同志在报告中，对于武装工作、政权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原则问题，都作了精辟生动的解释，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建立和发展苏皖根据地的信心。
少奇同志始终关心着苏北。我军若控制苏北，与淮南、淮北联成一片，长江以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能相互支援，巩固发展，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也就会大为改观。1940年夏秋之际，在战略上实施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对进，控制苏北的时机已经到来。陈毅、粟裕同志率江南新四军于6, 7月间渡江北上，在泰县的郭村，击退数倍于我的顽军，进至泰兴的黄桥镇，歼灭向我进攻的韩德勤主力八十九军和独六旅一万多人，从此新四军北上部队得以在苏北立足生根。8月，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五纵队由津浦路西来皖东北，接任苏皖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我任副书记。这年6月，为协同新四军巩固和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命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由华北南下，到达豫皖苏与彭雪枫同志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会合，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两个纵队。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决策和华中情况，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基本斗争方针。八路军四纵队由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担任“向西防御”的任务;五纵队由黄克诚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担任“向东发展”的任务。9月，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五纵队开始向苏北的战略进军，踏入淮海，与地方党的同志共同努力，建立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苏皖区党委的同志和我随后也东去淮海，华中局决定我任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参加了淮海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八路军五纵队主力继续东进，扫平盐阜，10月，八路军、新四军在盐城会师，从此，奠定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这时，少奇同志由淮南去盐城途经淮海，我和金明同志向他汇报了淮海区的工作，他指示我们抓紧时机巩固抗日阵地，肃清残匪和残顽，整顿武装和政权，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我就一直留在淮北苏皖边区工作，而自1942年3月少奇同志离开华中局返延安，直到全国解放，我和他也没再见过面。
少奇同志这次东进豫皖苏，对于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对于豫皖苏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我也蒙受了很多教益，对我后来开展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多少年来，每追忆这段历史往事，还是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为了缅怀先贤，并志伟绩，1980年我曾写了这样的一首七律诗:
桂旗慷慨出渔关，远拓华中破队拦。
抵掌纵渡东进策，排顽抗敌路途宽。
南征湘战跨苏皖，跃马横刀大别山。
擘划江淮全局定，凭临泰岱指东南。